今天下午风和日丽，偏偶一侧的值班室显得特别安静，偶有汽笛声传来。门口的晚饭花含苞待放，甬道两边竹影婆娑，竹竿青多黄少越长越漂亮了，透过竹子可见到满墙的爬山虎，我随拍了几张照片又回到值班室。
我刚坐定下来，门外来了一位身背双肩包的女士，先在注目看会议室墙外的图片，然后推开值班室的门，我示意这位不速之客坐下，并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帮助，她从南京来，利用出差的机会，慕名找到汪曾祺纪念馆，因防疫措施的严格，她虽是绿码也被拒之门外。交谈时我先介绍我市文联主席创办汪迷部落的初衷和现状，然后就扯上汪曾祺的话题。后来我通过电话联系上姜馆长，她同意其进馆，登记、测温、出示行程码等一着不漏，我因有事就走了，剩下的接待工作都是焦成钢老师完成的。
姚维儒
认识汪曾祺先生是缘于早年买过先生的散文集《逝水》，对书中他描写祖父药店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，其中有一句“修合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。”汪先生的文笔清新流畅，平淡中蕴含深意，令人一见倾心。此次到高邮参加一个审查会，想着终有机会走进汪先生的故乡，近距离感受汪先生笔下的人物，内心十分激动。 然而造化弄人，上午忙完正事，下午慕名前往汪曾祺纪念馆参观的时候，竟因我有南京行程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，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。既然进不了纪念馆，周边找找先生的足迹总是可以吧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无意终走进了纪念馆旁边的汪迷部落，却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情缘，这是我不曾奢想的。 汪迷部落是高邮汪迷赵德清（现高邮市文联主席）集合高邮当地的文学爱好者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，旨在研究汪先生的作品，类似红学研究，这也足见家乡人民对汪先生的热爱，这当然是我交流之后才知道的。当我冒然推门进入时，冷清的办公室里仅坐着一位老先生。我说明情由，本打算问个路就退出去，不料他却指着墙角的一张沙发，示意我坐下。我有点意外，但折服老先生气定神闲的样子，我还是坐下来。待我坐定后，老先生如数家珍般将汪曾棋先生的一生娓娓道来，我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研究汪先生的大家，情绪也从不能进馆的失落，变成一见如故的惊喜，甚至还有些庆幸自己没被允许入馆参观。 在一问一答的交流中，汪曾祺先生的形象渐渐在我脑海丰满起来。汪先生1920年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，祖父一辈有田地二千多亩，兼营药店生意，家境十分殷实，现在的汪曾祺纪念馆就是他家故居的基础上建设的。然而先生一生坎坷，并不似他的笔墨那般平淡。他三岁丧母，被继母抚养长大，抗战爆发，他1939年离开家乡高邮去云南西南联大求学，师从沈从文先生，并深受沈先生的影响。毕业后，汪先生一度在昆明短暂任教，继而去上海艰难谋生。1948年汪先生追随恋人施松卿到北京工作，施松卿也就读西南联大，两个有情人在北京终成眷属。北京解放后，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短暂工作，又回到北京，之后除有四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，先生生活和工作的中心始终没有离开北京，也最终在北京退休。工作期间最出彩的是他执笔参与了革命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的编著，并因此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。但先生真正被大家广泛认可还是在他的晚年，退休后的汪先生回到了阔别42年的家乡，童年少年的旧事一时涌上心头，对故乡的热爱化作先生笔端源源不断的文字。这个时期正是汪先生创作的井喷期，也是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时期。 听了老先生的精彩讲述，我禁不住好奇眼前这位老先生的身份，一问才知这位资深汪迷竟是汪迷部落文学社社长姚维儒先生。姚社长从医多年，退休后因热爱文学，敬慕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和人品，自觉地从事汪先生的研究工作。姚社长对汪曾祺笔下小说人物的溯源挖掘，让汪曾祺笔下的故事得以延伸，并关注小说人物后代的命运。姚社长说汪先生笔下都是一些社会低层的小人物，都是些贩夫走卒、做手工业的市井人物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这也是汪先生文字能打动人的原因。 在姚社长的帮忙下，我终于如愿进入汪曾祺纪念馆参观，从图片、从影像、从各种资料中近距离了解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生，也看到并感受到家乡人民对汪先生的热爱。汪先生的文笔极像了他的老师沈从文，那种既不赞扬也不批判，只如一位旁观者一样，平铺直叙的描述，却又那样直抵心灵，让人无法忘记和抵挡，这也难怪高邮的文学爱好者要成立汪迷部落，去追随汪先生的足迹，高邮因有汪曾祺而感到无上荣光。在参观快结束时，我忽然联想到苏东坡。苏东坡是我极喜爱的一个古人，他热爱生活，乐观向上，汪先生也喜爱文字、美食、绘画，虽历经坎坷也不改对生活的热爱，可谓是当代的苏东坡。 在黄昏时分我走出汪曾祺纪念馆，回到汪迷部落取行李。社里的同志让我留点感言，我虽有满腹的话要讲，然而时间匆匆，终不能尽述。归来后整理这点文字，回馈汪迷文学社姚维儒社长和焦成钢先生，非常感谢他们让我有了一个难忘的高邮文化之旅。
